全球疫情下中国面临挑战，乡村产业振兴对扩大内需意义重大

作者：中国人民大学长江经济带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肖汉平

自今年起，全球范围内的新冠疫情广泛传播，外部需求显著减少，世界正面临一轮新的快速发展、深刻变革和全面调整。贸易保护主义在全球范围内蔓延，国际贸易矛盾不断升级，就业形势日益严峻。在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以及未来可能更加严峻的外部形势面前，扩大国内需求、确保就业稳定，已成为我国当前及未来一段时期内最为紧迫的任务。就乡村而言，加快乡村产业进步、提升乡村就业水平，这对增强国内市场需求、减轻农民工就业难题具有显著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战略价值。

产业振兴需着力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而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核心在于构建一支专业化、组织化以及职业化的农民队伍。

乡村振兴战略的核心目标是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产业繁荣不仅是乡村振兴的关键支柱，更是破解农村各类问题的先决条件。产业繁荣并非仅指农业的单一发展，而是涵盖了乡村产业全方位的提升。在乡村产业发展的过程中，关键在于提升农业的现代化程度，加快农业商业化及企业化运作的步伐，拓展农业产业链条，从而创造更多、更稳定且具有吸引力的就业岗位。此举将从根本上增强农业的收益能力，让农民职业成为更具竞争力的选择。

乡村产业振兴，尤其是现代农业种植与养殖业的繁荣，其核心在于持续增强那些以规模化经营为标志的新型农业经营实体。此类新型经营实体的成长，将激发对多层次职业农民的需求，包括但不限于农业企业家、农业技术工作者、经营管理专家以及农业产业工人，他们共同构成了现代乡村人力资源不可或缺的核心要素。农业企业家是以务农作为终身职业，他们通常具备较高的文化水平、掌握技术、懂得经营管理，是新一代具备管理才能的农民；农业技术劳动者是一群具备农业生产技术和农业经营管理特定技能的专业人员；而农业工人则是以工资收入作为主要经济来源，他们从事粮食、蔬菜、花卉、水产、畜牧等领域的种植和养殖生产的劳动者。职业农民选择将耕作为其职业，这一选择是出自内心的主动，并非外界强加的“标签”。他们视农业为一种产业进行经营，通过市场机制和规则来获取劳动报酬和盈利。与传统的分散式家庭经营模式不同，新型职业农民更倾向于采用大规模的农业经营模式。职业农民的构成涵盖了从传统农业生产者中分离出的劳动力群体，以及那些选择回乡的农民工。同时，还包括那些来自城市地区的新加入者。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步入新时代之际，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了转变，我国经济已从高速增长时期过渡到了高质量发展时期。在此背景下，乡村产业的振兴，对于促进就业机会的增多、提升乡村居民的收入水平、改善乡村地区人民的生活质量、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日益增长需求、推动乡村经济的兴盛以及农民的富裕，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深远影响。构建健全的农村产业架构、生产机制、经营模式，是推动乡村产业繁荣发展的关键途径。

二、乡村产业在长江经济带的发展中，面临着人力资源结构不平衡和组织化程度不够的双重障碍，这两者构成了推动乡村产业繁荣和成长的重大难题。

长江经济带横跨11个省市，其面积达到约205万平方公里，这一数字占到了全国总面积的21%。区域内人口众多，大约有6亿，这一比例超过了全国总人口的40%。该地带位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区，拥有广阔的地域和多样的地貌，包括丘陵、盆地、山地、高原和平原等五大基本地形，同时还包括丰富的江河湖泊资源。这些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环境条件孕育了“天府之国”、“上有天堂，下有苏杭”、“鱼米之乡”、“黄金水道”等众多美誉，从而使长江经济带在我国粮食主产区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长江经济带不仅资源丰富，而且其农业农村资源附加值高，具备发展乡村产业的优越条件。这里不仅有遍布各地的油茶、茶叶、竹子等资源，还有黄麻、苎麻、蚕桑等纤维资源；同时，还有国内外知名的黄花菜、淡水鱼类和药材资源等。

工业化与城镇化步伐的加快，使得长江经济带的主要农产品产量保持了持续稳定的增长态势。根据数据，自2000年起，该区域的主要农产品产量稳步提升，然而，其在国家总产量中的占比却逐年有所减少。近年来，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诸如现代农业、农业产业化、特色农业、休闲农业、家庭农场以及一二三产业融合等新型产业理念，正逐步转化为实际成果。在乡村产业发展的进程中，人力资本不足以及季节性的劳动力短缺问题已逐渐演变成阻碍乡村产业振兴的关键难题。究其根本，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农民身份的固化限制了城乡之间人力资源的顺畅流动。随着经济进步，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市及工业领域转移已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一大趋势。经济学的观点是：农村劳动力的迁移对于提升农业生产效率、促进农业现代化以及打破城乡二元对立结构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从实际情况分析，受限于土地及户籍制度，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单向流动并未促使农业和农村实现全面现代化，反而导致了乡村的明显衰退。这种衰退表现为乡村劳动力的老龄化和女性化趋势，同时面临着有效劳动力短缺和劳动生产率低下的严峻挑战。

其次，由于小规模经营与农业相比收益较低，这导致了全球范围内最大规模的兼业农民群体的出现。经营规模小、劳动力的季节性需求、高昂的农业运营成本、农产品附加值低以及收入的不稳定性，共同促成了农业兼业化以及农民兼业化的局面。目前，小规模农户构成了我国农业生产经营的基础单元和关键主体。小规模农户的经营活动使得劳动力分布变得分散，劳动时间被分割成小块，同时农业的相对收益也不高。因此，有高达70%的农民家庭选择了“半工半耕”的生活方式。另外，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众多离开土地的农民更愿意在城市中居住生活，但他们又不愿意放弃对农村土地的所有权，这催生了全球规模最大的兼业农民群体。

第三，专职化打工趋势与季节性用工需求共同引发了“用工荒”现象。乡村的产业发展不仅依赖于稳定的体力劳动者，还亟需稳定的脑力劳动者和专业技术人员。随着青壮年劳动力从季节性的迁徙式打工转变为长期外出，以及举家搬迁的打工模式，传统的“农闲时打工、农忙时务农”的兼职特征正逐渐减弱。如今，大多数转移劳动力已转变为专职打工者，成为城市劳动者群体的一部分。这种变化导致了青壮年劳动力的匮乏，形成了所谓的“用工荒”。随着乡村经济的逐步发展，一些产业，尤其是那些具有明显季节性需求且难以实现机械采摘的产业，将遭遇劳动力短缺的困境。除此之外，农业科技的不断进步、农业现代化的加速以及乡村产业的蓬勃发展，促使新型乡村经营主体如雨后春笋般不断出现。在此背景下，农业劳动力市场对于具备高层次技术能力的人才需求急剧增长。然而，由于人力资本供给的短缺，这一现象已逐渐演变成制约乡村产业发展的关键障碍。

三、加快要素市场化改革步伐，助力长江经济带乡村产业振兴

乡村产业的繁荣与进步，有赖于土地、劳动力和资本等要素的优化整合。要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核心在于把握住“人、地、钱”这三个关键词，尤其是人，作为最具主动性的基础因素，在乡村振兴过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近年来，政府已实施多项举措，旨在激励各类人才返回乡村开展创业活动，并推动知识、技术和资本向农村地区转移，助力乡村振兴与乡村经济的繁荣。然而，由于现行的制度体系存在不少不足，导致城乡间要素流动的双向机制并不流畅。

自今年起，党中央和国务院陆续出台了关于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以及加速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政策建议，这些政策为我国城乡要素市场的改革进程提供了明确的发展路径。长江经济带各省市亟需更新观念，积极把握改革带来的战略契机，构建城乡一体的劳动力和人才市场，促进城乡要素的互动流通，改善农村人力资源配置，提升乡村产业，尤其是传统种植和养殖业的组织与经营方式，推行企业化运作，打造专业化、职业化及组织化的新型产业用工体系，以促进乡村经济的繁荣，加速农业和农村的现代化步伐，最终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