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农：承租城市闲置农田，菜篮子问题引深思？

“农民农”这一提法出自“三农”领域学者曹锦清，它和“农民工”形成对比，专指那些离开故土，到城市区域继续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员。

“农民农”蜗居城郊一地，却肩负起城市农耕与农产品供给的关键任务。伴随城市化步伐加快，城郊农民逐步融入城市生活，同时农田出现荒废现象，许多农民背井离乡，转而租用城市扩张中闲置下来的土地。这个群体作为新出现的社会单元，随着土地流转规范化的深入，其数量将不断增长，构成也将更加复杂多样。

特别要关注的是，专门种菜的“职业菜农”的年纪主要在四十岁到六十岁之间这个阶段，当这一批人年纪变大之后，城市周边的土地将由哪些人继续耕种，我们日常吃的蔬菜供应问题又该怎么应对，这是一个值得认真思考的事情。

本调查虽以上海城郊南村为样本，但却具有普遍意义。

农业从业者的未来状况，很大程度上要看地方上的城市扩张速度，还要看当局如何对待他们。

南村案例

南村占地面积4.87平方公里，家里有1190户人家，登记在册的居民有3119人，另外还有4100位外来人员居住在那里。村里一共分成26个小组，有7个小组的土地全部被集体征用，所有被征地的村民都参加了镇里的保障计划。到2011年为止，南村还有2938亩土地可以耕种，其中1500亩已经转包给了外地人。

上海周边地区在城镇化进程中承受着最大压力，居民转化为城市居民的速度不断加快，反映出经济活动的逐步外迁现象。镇上年轻一代的村民多数在第二、第三领域工作，同时也有部分本地中远郊的村民从事大规模的高效益作物栽培，由此造成本地村民在城市化进程中因产业变革而腾出的传统农业用地或部分现代化高效农业区域，为外来农业从业者的迁入创造了空间。

浦东地区的农业用地主要源自三个方面：首先，当地农民个人经营的土地，这些土地大多分布在各个村组内部；其次，由于乡镇合并和农村社区化改造的加速，原先分散的农用地被统一收归村级管理；再者，那些已经被政府征收但尚未进行开发的建设用地。

城市化的持续发展，导致外来务工人员租用土地的协议多数是一年一签，并且，农村土地征用和开发活动正逐步向城市边缘地带转移，农民的居住地也随之向这些区域迁移，这种流动与当地城市化进程的步伐相协调。

“农民农”的运作方式以家庭为基本单元。这种以家庭为单位的运作模式，是由行业特性所决定的。这种生产方式能够保障家庭生活的完整，防止因个人流动所引发的留守现象。家庭构造对他们职业决策具有显著影响。他们的家庭构造主要有三种形态。

一种情况是照顾孩子型家庭,很多这类家庭把年幼的孩子带在身边共同居住,这些孩子大多正处在接受九年义务教育的年纪,或者刚刚达到上幼儿园的年龄,他们在当地学校完成学业,之所以选择这种职业道路,主要因为孩子年纪尚小,尚未成年,无法独立生活,但又不想让他们被留在老家成为无人照管的儿童。

第二种情况是为了达成目标而行动。部分农家子弟已经长大成人，具备独立生存能力。然而他们尚未组建家庭，个别家庭里孩子仍在求学，因此父母辈的农人必须勤奋劳动，赚取钱财以帮助他们实现人生规划。

第三类是削减开支性质的。许多“农民农”家庭实行三代同堂的居住方式。他们这样做主要是为了减少全家人在城市生活的经济负担，从而决定从事“农民农”这项工作。通常情况下，在城市谋生需要租房，每月的房租是一笔相当可观的费用。

“农民农”社区分析

外来务工人员在城市边缘聚集形成一定聚落，由于社会隔阂等因素，本地居民不愿出租房屋给他们，而就地建造房屋又未获当地政府批准。因此，外来务工人员只能在自己租用的菜地旁边，用简陋的材料搭建临时住所生活。这种做法虽然出于无奈，但在外来务工人员看来，既能节省开支，又便利从事生产活动。当地居民居住的漂亮房屋，与“农民农”们居住的简陋棚屋，形成了极为悬殊的景象。那些房屋装饰华丽，不过由于村庄人烟稀少，显得有些寂寥，而那些棚屋虽然杂乱无章，却处处透着旺盛的活力。

基层政府为了地方社会的和谐稳定，经常将权力深入到“农民农”的社区，目的是为了实现其管理目标，比如保障蔬菜安全和维护社会秩序。当地农民由于对“农民农”不够信任，所以表现出排斥和警惕的情绪，再加上沟通上的困难，他们与“农民农”之间很少有深入的交流。

“农民农”群体无法享受村庄提供的各项利益，他们虽与当地居民有所往来，却并未真正成为社区的一份子。“农民农”社区看似包容，实际却因文化隔阂和社会排挤而陷入孤立，这种无形的界限存在于本地村民与“农民农”的心中，双方都默契地默认这种状况。

“农民农”的入驻为当地农户带来了租赁收入，让原本衰败的乡村重新充满活力，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给地方管理带来了挑战，特别是他们在田边随意建造的行为。“农民农”社群和外部世界，特别是地方当局，没有建立起规范化的沟通渠道，地方当局推行的各项管理方法都只是临时应对，就连上级针对“农民农”推出的扶持性措施也难以兑现，比如说，他们无法领取上级拨付的蔬菜补助金。地方当局的举措遵循“不出乱原则”，他们所有作为都是为了维护政绩的合理性，很少考虑“农民农”的实际需求，也没有动力为“农民农”供给必需的公共服务，他们对待“农民农”采取的是有选择的管控方式。为了保障蔬菜种植安全，政府工作人员会周期性地前往“农民农”的菜地进行农药含量检测；在台风靠近时，官方会到农田附近进行表态，要求“农民农”做好防风措施并确保作业安全，但并未采取有效应对措施。

“农民农”可能的未来

流动人口在城市定居后，从事异地农业工作，逐渐形成了新的职业群体，他们以家庭为单位耕种土地，兼顾农活与家庭生活，从而减轻了人口流动造成的家庭分离现象。这种劳动人口流动的新模式，能够减轻乡村土地资源紧张的局面，此外，它还解决了经济发达地区乡村因老龄化严重和人口流失而引发的农业接班难题。

城市化存在不同模式，“农民农”便是其中一种独特选择。毫无疑问，“农民农”对上海的蔬菜保障和粮食供给发挥了关键作用，然而他们并未获得应有关注，他们栖身于社会边缘，前途充满变数。

工业化和城市化持续发展，资本对土地的欲望愈发强烈，城市无节制扩张吞食着宝贵的农田。“农民农”伴随城市规模扩大而逐渐远离市区，他们带着家人从城市边缘迁往更偏远的地区，久而久之，这些人最终会面临无处耕种的窘境。

现在各级政府极力推崇农业规模化发展，认为只有这种模式才是现代农业，相比之下，传统的家庭式耕作则被视为过时的经营方式，地方政府竞相收回土地所有权，成立农业合作组织，或者建立那些缺乏实际生产功能的农业产业园区，目的是为了能够顺利获得国家的各类项目资金支持。不论合作组织是否名副其实，不论产业园区能否真正发挥作用，汇集起来的田地绝对不能荒废，总要有人去耕作。当地村民由于有稳定充分的非农工作机会和较好的社会保障，他们没有种地的热情，因此，上海农业的主要力量还得依靠外来人员来承担。当地政府计划在土地所有权上实施控制之后，农民的身份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他们不再独立耕作，而是转变为受雇劳动者，因此，他们必须遵守合作社或产业基地的诸多要求，丧失了自主决策的空间。当然，地方政府认为，合作社或产业基地里的农民，比零散的农户更易于掌控，这些组织便成了地方当局管理农户的着力点。

“农民农”的明天存在诸多变数，彻底改变或者转型并非能够立刻完成，期间必然伴随较量。具体而言，“农民农”的发展状况，关键在于地方城市化的推进程度，以及当局者对待他们的方式。

(作者单位：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发展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