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人口趋势变化及经济浪潮交织，老龄社会深化下如何认识人口红利

原新，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的教授，同时也是南开大学老龄发展战略研究中心的主任。

人口数量减少、老龄化现象加剧，区域间人口增减差异扩大，同时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以及数智化等社会经济发展潮流相互交织，我国老龄化社会形态不断加深，劳动力资源逐渐减少，劳动力需求的变化也在不断深化，而人口红利这一新的人口与经济关系理论框架，也逐渐为公众所熟知。2024年11月15日，《求是》杂志上刊登了国家领导人的署名文章。文章强调，我们必须准确把握人口红利这一议题。需要注意的是，人口红利不仅仅与人口规模和构成相关，还与人口的素质、经济政策以及相应的配套措施紧密相连。对人口红利进行科学的理解，并主动培育及利用新的人口红利，这已成为推动我国以人口高质量发展为目标的现代化建设过程中迫切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一、人口红利的概念与理论建构

对于我国人口红利的理解，当前主要有“人口红利将不复存在”以及“人口红利将发生转变”两种完全对立的看法。前者指出，我国在持续的低生育率环境中，劳动力供应急剧减少，劳动力需求也在不断变化，这导致未来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动力逐渐减弱；而后者则认为，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庞大，依然是劳动力市场的主要特点，社会发展和经济进步所需的人口动力依然充足，加之人口整体素质的普遍提高，人口红利的形式已发生转变。针对这一现象，我们应如何去理解和审视呢？

在探讨人口机会与人口红利之间的差异时，我们需对这两种观点进行科学的分析。为此，我们必须准确把握人口红利的基本内涵。实际上，人口红利这一概念涵盖了机会与红利两个要素，它们相互关联，但也存在各自独特的特点。人口机会，亦称人口窗口，属于人口学范畴，它指的是因人口发展规律性变动而形成的有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条件，具体表现为人口转变阶段中出现的“两端少、中间多”的低抚养比人口年龄结构特征。而人口红利，则是一个经济学术语，它强调通过实施有效的经济社会政策，能够最大限度地挖掘人口机会的潜力，从而推动经济增长和经济产出的提升。人口机会是获取人口红利的先决条件，而人口红利则是人口机会得以发挥的经济效应。然而，人口机会并不能自发地转变为人口红利，这需要通过中介因素或转化机制来实现，这些因素或机制是与人口机会相契合的经济社会决策及政策环境，特别是就业政策领域。人口发展的各个阶段都为经济增长带来了多样化的机遇，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到人口机遇的演变，切勿轻易断言人口红利即将终结。在对待“人口决定论”和“人口无关论”两种观点时，我们既要坚决抵制，又要客观地分析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相互作用。

人口红利理论的持续发展。依据人口变迁理论，人口在规模、构成、素质及分布等多个层面展现出不断变化的态势，孕育出有利于经济与社会进步的机遇与条件。在政策的有效推动下，这些因素进一步催生了经济增长的动力，从而形成了所谓的“人口红利”。首先，人口变迁理论与数量型人口红利紧密相连。人口变迁理论是数量型人口红利理论构建的基石。人口数量经历了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到高位均衡的过程，随后又经历了从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的转变，最终达到了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低位均衡状态。在人口转变的初期阶段，由于高生育率带来的“婴儿潮”效应，以及转变后期阶段出生率和死亡率的同步下降，这种双重影响往往会导致“两头小、中间大”的人口年龄结构，从而开启了一个数量型人口的机会窗口。这个过程，即把数量型人口机会转化为经济增长动力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收获数量型人口红利的过程。此外，还有人力资本理论和质量型人口红利。对人口在健康、教育和技术领域的投资，人们普遍认为这是一种具有推动经济增长潜力的投资方式。相较于传统的人口转变理论，人力资本理论更加关注健康和教育这两个核心要素，其目的是研究人口质量变动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深层关系，从而为形成高质量的人口红利提供理论支撑。此外，还有新结构经济学和配置型人口红利的概念。在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中，人口红利源于人口流动创造的机会之窗，并由此催生了经济增长的效应。这种人口流动主要受到技术发展以及产业升级等经济动力的推动，呈现为跨越地区或产业部门等多种形态。其核心在于，在优化要素禀赋结构的过程中，通过人口这一载体，实现了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这一现象被称作配置型人口红利。通常来说，数量型、质量型以及配置型的人口红利在时间维度上呈现出相互交织的复杂态势，不过，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它们各自作为主导的类型会有所不同。

二、科学认识转型中的新人口机会

正确理解我国人口红利的结构变化是洞察经济社会进步动力的核心所在。国家领导人强调，必须全面、精确地执行新发展理念，聚焦于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的战略布局，优化新时代的人口发展策略。要深刻理解、积极适应并引导人口发展的新趋势，致力于提升人口的总体素质。同时，我们还需努力维持合理的生育率和人口规模，迅速打造出素质高、数量充足、结构优化、分布均衡的现代人力资源，从而以人口的高质量发展为我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坚实支撑。这是开启新时期我国人口红利转型发展新阶段的关键。伴随着经济社会进步和人口年龄结构的演变，我国已从人口数量增长为主的发展模式转变为以人口数量减少为主的发展模式。展望“十五五”时期以及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建设阶段，我国展现出一系列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机遇，包括人口规模庞大、老龄化程度偏低、劳动年龄人口数量众多、人力资本持续增强以及人口迁移流动频繁等特点。

我国总人口数量开始出现下降趋势，尽管在初期阶段人口基数仍然庞大。2021年，我国总人口达到了最高点，14.13亿人的规模，而到了2022年，人口数量开始减少，2024年进一步降至14.08亿人。依据联合国发布的《世界人口展望2024》中的预测方案，到2035年，我国总人口预计将达到13.7亿，而到了2050年，这一数字仍将保持在12.6亿。这表明我国人口总数正处于一个高原期，其庞大的规模将贯穿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整个历程。当然，在人口减量变动初期，其规模之所以巨大，是因为所有人口相关因素都发生了联动变化。人口老龄化趋势加剧，劳动力数量减少，城镇化水平提高，以及人口的迁移和流动，这些现象都建立在人口规模庞大的基础上。

人口总量充足且质量不断提升，这构成了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获取人口数量型红利的根本人口信心。首先，在21世纪中叶之前，我国将持续作为全球仅有的两个十亿级以上人口的大国之一，其庞大的潜在市场规模不仅能为国内经济大循环注入强劲动力，为我国现代化的实现打下坚实的基石，同时，也将为全球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中国机遇。其次，庞大的人口基数与广阔的国土面积为迅速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核心、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推动的新发展模式打下了坚实的人口基础。再者，人口数量的下降将带来减轻资源环境压力的机遇。在党的二十大上，明确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面向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

老龄化趋势不断加深，然而在初期阶段，它呈现出一个显著的特点——低龄化。这一现象涉及整个人口的年龄分布，每个人都是其中一员。首先，15至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数量持续减少，然而劳动力资源的总体供应量却依然充足。2011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达到峰值，约为9.3亿。此后，这一数字开始逐渐下降。到2024年，这一数字降至8.8亿。预计到2035年，将降至8.2亿。即便到了2050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也将维持在6.3亿左右。这一规模始终超过了发达国家劳动年龄人口的总和。其次，尽管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数量及其老龄化程度正迅速上升，2024年这一群体将达到3.1亿，占总人口的22.0%，到2035年这一数字将增至4.2亿，占比上升至30.7%，而到了2054年，该群体将达到峰值，规模达到5.1亿，占比高达42.2%。在这段时间里，低龄老龄化的现象尤为突出，60至69岁的低龄老年人口数量从1.6亿人增长到了2.1亿人，这一比例在整个老年人口中始终保持在40%以上。

优化人口结构，提升人口质量，对于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并获取长寿型人口红利至关重要。首先，确保充分就业的机遇基础稳固。尽管我国劳动力资源的稀缺性在增强，但依然存在大量劳动力供给的规模性机遇。同时，随着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以及经济产出能力的增强，对劳动力数量的需求减弱，而对劳动力质量的追求则日益凸显。其次，随着长寿机会窗口的打开，我们需要为老年人的社会融入搭建平台。一方面，我们应推动老年人正式加入社会活动，例如通过提高法定退休年龄、倡导老年人从事灵活或弹性工作、鼓励终身学习等方式；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认可并激励老年人参与非正式的社会活动，比如在家庭内部进行代际支持、参与志愿者服务、互助活动以及担任辅导员等。第三，着力培育老龄产业新的经济增长动力，打造涵盖文化、健康、居住环境、服务、制造、金融等多个领域的老龄产业新形态，积极推动银发经济蓬勃发展。此举是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提出的“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发展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的关键举措。

随着人力资本的不断壮大，它逐渐成为推动未来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的整体素质实现了前所未有的飞跃。首先，民众的健康状况得到了显著提升。我国人均预期寿命已攀升至79岁，其中60岁以上的预期寿命为21年。婴儿、新生儿、5岁以下儿童以及孕产妇的死亡率等关键健康指标均显著低于中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这为提升人口健康素质，进而为人力资本积累提供了优良的基础。此外，教育事业也取得了显著的进步。2023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了60.2%，标志着从大众化教育迈向普及化教育的历史性飞跃。在这一年，15岁及以上的公民平均受教育年限超过了10年，累计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已达到2.5亿。在每5到6人中，就有一位大学毕业生。2019年，高等教育招生人数首次突破千万大关，而到了2022年，毕业生人数也超过了千万，高等教育正式进入了“双千万”时代。与此同时，中等职业教育领域，每年招生及毕业人数均突破五百万大关，人力资本逐渐积累，成效显著。

高素质人口的持续发展，对于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并实现人口红利，构成了坚实的信心基础。我国正处于从人力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本大国的转变过程中，这种质量型人口优势正逐渐显现，并转化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新动力。这一转变为实现党的二十大所提出的“深入推进科教兴国、人才强国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开拓新的发展领域和赛道，持续培育新的发展动能和优势”提供了坚实的支撑。

人口流动频繁，我国乡村正逐步向城镇转变，这一变化有力推动了区域间的均衡发展。人口作为承载要素禀赋的关键，其流动性引发了劳动力与资本等生产要素的根本性调整，从而催生了配置型人口机遇，并释放了配置型人口红利。首先，农村人口数量不断减少，而城镇人口则迅速增多。1995年，我国农村人口数量攀升至8.6亿的高点，而今已降至4.7亿，与此同时，城镇人口数量上升至9.4亿，城镇化比率已达67.0%。展望未来，农村人口数量将持续减少，城镇人口规模将持续扩大，城镇化比率也将持续上升。此外，人口流动性也在不断增强。2024年，我国农民工总数达到了3亿，其中超过半数即59.6%的人选择外出打工。这一比例几乎占据了全国人口的五分之一，这些农民工主要流向了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经济发达区域。他们的涌入，不仅为这些地区的人口结构带来了变化，也成为推动区域与人口协调发展的重要力量。

合理分布的人口，其高质量的发展，对于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获取人口红利、增强人口信心具有重要意义。人口流动的活跃程度以及城镇化水平的提升，均对激发和配置人口机会产生了积极影响。规模巨大、遍布各地、持续发生的人口迁徙流动，不仅激发了国内人口循环的活力，推动了人口空间布局的优化，还增强了城镇化进程，提升了劳动力的参与度和生产效率，彰显了我国作为人口大国的空间调整优势，同时有助于缩小城乡差异和区域发展间的差距。同时，这也对执行党的二十大所提出的“建立城乡一体的就业政策体系，消除制约劳动力、人才流动的体制和政策障碍”“打造优势互补、持续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架构”具有重要帮助，并且对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优化城乡一体化发展的体制机制”“优化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机制”的战略部署具有积极作用。

三、培育和赓续新人口红利

人口机遇与政策氛围共同构成了促进人口红利形成、挖掘与保持的动力。回顾历史，营造适宜的政策氛围，不仅能有效把握和提升数量、质量以及结构等方面的人口机遇，还能助力这些机遇顺利转变为人口红利。面向未来，我们必须不断深挖人口潜力，打造一套能够充分利用我国人口优势的政策框架，促使新的人口机遇转化为新的红利，进而以人口的高质量发展为基石，助力实现中国特有的现代化。

中国凭借人口红利所积累的经验表明，其一方面不断推进内部改革进程。首先，构建了劳动力自由流动的机制，此举极大地激活了全国范围内的劳动力资源，显著提高了劳动力开发和利用的效率。其次，促进了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繁荣。依托于庞大的人口基数和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这一比较优势，中国积极发展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从而创造了更多的就业岗位，提升了劳动力的参与度。最后，对就业和创业制度进行了优化。推进以促进就业为核心的政策体系变革，鼓励并扶持农村富余劳动力有序迁移，确立全面就业的国家发展战略。此外，还要加强民生福祉的保障力度。实施健康优先的发展战略，推动健康中国的行动计划，通过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对医疗卫生服务进行优化和强化，从而提升人民的健康水平；同时，我国已建立起全球最大的教育体系，教育现代化水平总体达到世界中等偏上国家水平，人才培养成效显著，国民文化素质得到全面提升，人口素质持续增长，劳动力素质结构更加合理，助力我国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大国转变，进而迈向人力资本强国。

此外，我们还要持续深化对外交流与合作。首先，自改革开放初期便开始创建经济特区，并利用这些特区作为试验田，积极探索促进经济增长的新模式。同时，一系列开放区域如经济技术开发区、出口加工区、综合保税区和自由贸易区等相继设立，不仅有效承接了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产业转移，还成功吸引了国际的技术和资金资源，从而有力地促进了出口加工业的快速进步。二是我国主动拥抱经济全球化，热切引进外资，与全球经济体系紧密对接，抓住国际产业转移和资本流动的良机，大力引进国内急需的资本和技术，使我国成为全球吸引和实际利用外资数量最多、质量最上乘、效益最显著的发展中国家，构建了以出口为导向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体系，尽可能多地创造就业岗位，全力推动就业增长，提升劳动力的参与度。

展望人口红利的持续发展。在人口结构转变中孕育出的促进发展的机遇，需转化为实际的经济成果，方能实现人口红利的真正收获。要依靠人口的高质量发展来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必须构建与人口机遇相契合的高质量发展政策环境，同时培育并充分利用新时代的人口红利。

首先，要努力构建一个有利于提升人口规模机遇及高效利用人口规模优势的政策氛围。其次，需制定一系列政策，旨在扩大人口数量带来的机遇，并确保这些机遇能够得到有效转化。最后，通过这些措施，可以促进人口红利向实际效益的转化。积极促进适度生育率目标的达成，构建完善的生育扶持政策网络，着力发展普及型的托育服务系统，设立生育补贴机制，有效降低家庭在生育、养育和教育方面的经济压力，形成政府、雇主和家庭共同分摊生育成本的模式，包括设立生育假、陪产假及育儿假，倡导建设一个对生育友好的社会环境，重视家庭教育和家风建设，培育新型的婚姻生育文化，以促进人口的长期均衡增长，从而在根本层面上拓宽人口数量的发展空间。进一步，我们应大力推动性别平等事业的发展，充分发挥性别带来的潜在优势。加强并拓展对女孩的关爱以及调整出生人口性别比方面的成效，不断优化相关的法律规章体系，并开展丰富的实践活动。另外，我们要全面执行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国家策略，培育长寿经济效应，这包括推行推迟法定退休年龄的措施，以及鼓励老年人参与非正式的社会活动。此外，需强化人力资源的深度开发和有效运用，提升社会整体劳动力的效能。深入理解劳动力开发的两种模式，全方位激发人才的就业和创新能力，增强人力资源的使用效率，确保劳动参与度的稳定，提升劳动生产水平，推动高质量和全面就业的实现，助力青年创业和就业，同时保障和捍卫灵活就业以及新兴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权益，以实现更为广泛的就业机会。

二是着力构建有利于提升人口质量及充分利用人口质量优势的政策氛围。首先，我们要深化教育卫生领域的改革与创新，全面深入执行健康中国战略，对各项措施进行全面规划与推进，旨在改善人口及劳动力的健康状况，全面提升人口的健康水平，增强健康维度的质量型人口机遇，并夯实质量型人口红利的健康根基。进一步深化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加速推进教育现代化的步伐，全面提升国民的科学文化素养，将建设教育强国定位为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工程。紧跟全球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潮流，加强数字化技术的应用，综合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的全面改革，优化教育体系结构，增强教育质量，提升教育人力资源的资本价值，拓展教育领域内高质量人口的发展机遇，深入挖掘高质量人口红利的教育发展动力。最终，务必全面提升民众的思想道德修养，增强全社会的道德水平与文明程度。

第三，致力于构建有利于提升人口配置机会和高效利用人口配置红利的政策氛围。首先，需完善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制度体系，不断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实现市民化进程，同时提升常驻人口和登记在册人口的城镇化比例。其次，要全方位确保流动人口的日常生活需求得到满足，果断消除教育、医疗、住房、户籍等方面的限制，努力营造一个有利于人才潜能全面释放的民生环境，进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人力资本的质量。此外，要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步伐。在这一过程中，我们要始终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全面优化和增强人口红利发展的环境。最终，我们要加速推进农村振兴工程。我们应着力改善乡村人口构成，增强人力资源，重新规划乡村产业发展布局。推动农民从身份向职业的转型，同时，协调推进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以及农村的全面振兴。我们还要促进城乡资源要素的公平交换和相互流动，努力缩小城乡差距，以实现城乡的共同繁荣与发展。

本篇论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关于人口高质量发展的多维度人口红利转变研究”（项目编号：24CRK00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制作：范丽君

核校：张世贵

审核：何忠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