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播招聘成连接器！刘超人力三年吸粉68.5万，灵活就业形式多样

直播招聘。受访者供图

探望生病的员工前往医院救治、协助视力受损的员工重建自信……这些都是刘超的常规工作内容。他作为常州刘超人力资源有限公司的主要股东及负责人，借助短视频渠道发布员工工作场景、工厂走访的影像资料来聚集人气，同时利用直播推介岗位和远程互动交流的方式促成就业。

从2019年10月25日首支影片零关注零点赞起，刘超经过三年积累，如今已拥有68.5万关注者，390万点赞数，去年他与动力电池行业领军企业宁德时代联手举办的一场招募活动，收获了25万人次的观看。

劳动力市场上，一边是企业面临招工困境、人员短缺的窘境，另一边是返乡务工人员遭遇就业难题的现象，众多像刘超人力这样的中介机构，扮演着供需对接的关键角色。

现阶段，多种多样的非标准用工模式涵盖了多种类型，诸如临时工、工作外包、人才租赁、常规兼职，以及网络平台合作和见习机会，共计六种方式。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公布的《2021年第四季度全国百个紧缺职业排行》，销售代表、接待人员、机械操作员、家庭服务人员、产品包装人员、客户服务代表和物流配送员等职业排名前位。

我国经济迅猛增长，新式商业形态不断出现，灵活用工顺应了企业应对季节性人力需求、控制开销等目标，同时赋予工作者更多时间支配和职业选择的空间，从而催生了更多工作岗位。然而，灵活用工也对常规的雇佣关系构成挑战，可能使劳动者的职业发展路径趋于固定，并暴露出缺乏劳动权益保障等隐患。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走访了从事非标准用工的人员,考察了求职信息发布网站,征询了经济领域和法学界人士的意见,意在辨明彼此间的联系。

向劳务派遣“黑中介”说不

流动性强是劳动者的显著特点，根据《中智咨询2021年一线蓝领用工管理及薪酬策略调研报告》的数据，2020年蓝领人员自行离开岗位的比例为29.3%，略高于2019年的28.9%。

这与某些用工代理机构只顾眼前收益，完全不关心员工未来福祉的劣质服务有关。

我曾踏足那片免运区域，甫一抵达车站，便有人索要推荐补偿金、健康检查费、食宿开销、工装购置费，总计逾千元，待入厂方知，这些本多为厂方无偿承担，且中介每引一人，还能赚取数百元的中介费，一位如今从事管道清理行业的四川青年小张向贝壳财经记者透露。

这名来自内蒙古的年轻人现在干摩托车修理，跟贝壳财经记者说，他们那儿宣传得挺响亮，一个月能挣七八千块钱，吃饭住宿都包了，可你得干够好几个月才能拿到钱，有时候结算完钱也未必能拿到那么多

部分传统临时工表示，他们原先也经由工作介绍人进入工厂工作，不过因为经验欠缺，文化水平有限，无法分辨中介和工厂的好坏，所以最终选择了做传统临时工，也就是所谓的“自行找活干”的方式。

线上直播全程都露出脸庞，没有任何遮挡，这一点不同于某些线下中介的行为方式。通过“刘超人力”成功找到工作的安徽省阜阳市一位90后年轻人小明表示，在接触直播招聘之前，他对劳务派遣中介一直抱有强烈的反感态度。他自己和朋友们都曾经被中介欺骗过，遭遇拖欠工资、工作环境与“面试”时承诺内容严重不符等问题屡见不鲜。

刘超说明，人力资源服务包含三项业务，分别是代理招聘、劳务派遣和产线外包，这三项业务各有特点，代理招聘就是由机构帮忙企业寻找合适的人选，签订合同后，员工会直接与工厂建立工作关系，产线外包则由承包方负责生产、招聘、报酬等所有事务，责任划分明确，劳务派遣的流程更为复杂，它牵涉到招募、管理、支付工资、提供福利等多个步骤，这导致工厂、派遣公司和工人三者之间产生互动，派遣公司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沟通角色。

劳务派遣领域存在信息不平衡的情况，同时由于参与条件不高，经常被不法中介利用空隙牟利。刘超表示，他致力于成为劳务服务行业的正规力量。网络虽然是虚拟空间，但直播能够呈现真实的影像资料，求职者可以借助评论、语音沟通等途径传递意见，一旦发生状况他会迅速处理，这样就构建了信息的良性循环。通过短视频渠道发布招聘内容，公司及人力资源代理机构均须提交企业运营证明、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明等文件，此举措构成另一项安全防线，刘超向贝壳财经记者说明。

市场需求非常活跃，市场状况复杂多样。全国九亿劳动者里，从事体力劳动的人员超过四亿，其中外来务工人员有二点七四亿，服务业领域里从事基础工作的有大约一亿二千万，制造业方面从事基础操作的有将近一亿，建筑行业里从事基础建设的接近八千万。有学术调查指出，2020年国内蓝领线上求职市场体量为228亿元，其发展态势迅猛，预计接下来五年内，每年增幅将超过百分之四十，到2025年时市场规模有望攀升至1285亿元。

求解职业发展和劳动保障需求

有人询问是否存在伴侣关系，有前科是否可以报名，是否有餐饮补贴，能否寻找伴侣，只要观众提出“互动”，刘超就会在直播时与对方进行连接，回应他们的咨询，甚至对女工深夜归来，他也会细心地进行开导。“他们并非身份不明的临时工，而是需要得到敬重的个人。”刘超向贝壳财经记者表示。

数月之前，刘超人力公司一名员工小毛，与另一个人产生争执，导致对方手指受伤，伤者索要两万元补偿金。后来刘超人力公司的法律部门介入，将赔偿金额协商至九千元，此事让小毛更加意识到了专业团队的价值。

本月营收达三十余万，上月团队支出超四十万，系聘请专业团队所致。当前正值初创时期，务必夯实基础，刘超如此表示。据了解，刘超人力现有员工二十余人，包含客服、法务及驻场人员，能够为约两千名劳务派遣人员提供支持，目前与刘超保持长期劳务合作的人员已有四百余名。

在刘超看来，工人们应注重更深层次的职业发展。

做中介服务获得的收益不如派遣员工，但我更倾向于从事中介服务，由于中介服务构建的是劳动雇佣关系，从业者能够持续在某个领域发展，并且享有完善的劳动权益保障，例如现在朝阳区的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制造企业，员工可以正常参加技能评定，每三个月进行一次考核，达到五级标准后即为高级技工，相应的月收入大约在一万元。许多从事劳务派遣的人员抵挡不住优厚待遇的吸引，常常更换工作，因此他们一直停留在基础岗位，无法成为专业人才。刘超在接受贝壳财经记者采访时，多次表达了类似看法。

另外，其余参与的劳务外包公司管理者也谈到了社保公积金的事项。多数制造单位在跟劳务输送机构签订协议时，会转嫁自身可能面临的麻烦，让劳务输送公司担负起相应职责。实际操作层面，使用工的制造单位付给劳务输送机构的钱款为每位员工每月600元到1000元，减去“五险一金”的部分后，所剩无几，不足一百元。也就是说，如果完全支付“五险一金”，派遣公司根本无法正常运作。

很多临时工，因为工作有淡旺季，总是在各个城市来回跑，造成社会保险转移不方便，因此他们一般倾向于选择即时的高薪，而舍弃长远的保障，也就是不交那五项保险和住房公积金。

没有相应的保障体系，缺少职业发展的机会，在管理方面遭遇不公平的对待，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劳动关系研究所所长吴清军向贝壳财经记者尖锐地指出了劳务派遣存在的这三个难题。他期望在现有的五险一金缴纳方式上，尝试其他的缴纳途径，例如商业保险，或者类似于“第三支柱”养老保险的方案，以此改善当前的困境。

非编制人员的福利待遇不如正式职员，他们承担的失业金、健康险、养老保障等费用额度远逊于后者，部分人甚至无需承担。很多自由职业者的保障金主要由个人承担，一旦遭遇疫情冲击导致收入下降，他们承担的缴费负担会显著增加。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的刘安邦律师对此提出忠告。

猪八戒网共同创立者刘川郁称，期望政府部门能够重视自由职业者的税务状况，例如以个人提供劳务方式缴纳税款的起付标准是800元，税率达到20%，这对收入并不丰厚的自由职业者来说，负担相当重。

内容创作者和MCN关系如何界定

脱离军人及中介公司负责人的角色，仅从网络主播的角度审视刘超，他本质上也是自由职业者，类似他从事内容创造的自由职业者数量众多。根据国家统计信息局资料，到二零二一年岁末，中国自由职业者总数已达两亿，当中从事主播及相关行业的人数超过一百六十万，比二零二零年增长了将近三倍。

有内蒙古青年太平，靠拍摄草原景色和自制牛肉干，年收入从两三万增至几十万，他是他们中的一员，还有四川甘孜的藏族女子格绒卓姆，无意间上传了采集虫草的视频，该视频获得了80万观看次数，并带来了将近百万的年收入，他们也是其中的一部分，然而，也有内容制作者，因与MCN机构或平台产生矛盾，遭到市场冷落。

吴清军说明，内容制作者、组织（MCN或公会）与平台之间的联系，更像是“管理者与市场”的互动，而非通常所说的雇佣关系，类似这个团体在市场上自主运作，收益和损失都由自己承担。

内容制作者与MCN的合作模式，现阶段尚不清晰，有的类似名人同经纪团队的关联，有的为创作团体间的协作，有的则涉及共同创办企业。聊城华媒的发起人王志华向贝壳财经的采访人员说明，MCN原先主要承担内容发布职能，如今已演变为多功能平台，涵盖品牌宣传、网络直播销售、观众打赏等多项业务。当下众多MCN机构不再自主策划内容，而是持续招募潜力新人，或者直接与已具备知名度的创作者建立合作关系，以此展开共同创作。这些MCN机构能够为创作者提供商业价值转化方案，同时为内容生产提供专业建议，帮助降低潜在问题，并优化整体运营效率。

利益分成有不同的比例，常见的有三种方案，分别是三七分成、四六分成以及五五分成，其中四六分成最为普遍，创作者可以获得分成总额的六成，机构则获得四成，这是王志华所介绍的分配方式。

刘安邦律师向贝壳财经记者表示，经查阅可获得的司法裁决文书，近些年网红和MCN组织间的争议持续增加。司法判定对于内容生产者与MCN组织间的工作关系认定，显现出若干不同看法。普遍看法指出，内容生产者与MCN组织之间是地位对等的民事主体间的契约联系，并非工作关系。倘若MCN组织对创作者实施人员管控，诸如监督工作时长、指定工作工具与场所、直播所得全归MCN组织所有等情形，法院裁决常将其视为雇佣关系。

刘安邦表示，内容制作者和MCN组织之间的矛盾大致可以归类为“契约争议”、“劳资矛盾”以及“其他矛盾”，其中头部网红之间经常发生的“股份争议”也属于此类。“契约争议”主要涉及内容制作者的违背承诺行为，例如私下与第三方组织合作，合同期内消极工作，私自修改账号密码等擅自处置账号的行为。MCN机构违背承诺的情况，主要体现在未能依照契约规定执行培育任务，所承诺提供的协助未能落实到位，并且存在拖欠应得酬劳的现象。

王志华表示，纠纷频发缘由在于，内容制作者在发展初期，MCN机构提供了诸多支持，涵盖流量推广、规则优待，以及运营制作方面的指点，然而一旦内容制作者声名鹊起，双方在利益划分上便产生了分歧。

我们觉得内容制作者能够成功，主要归功于他们自身的付出，这部分原因占了四成到五成，然而大多数内容制作者也仰赖MCN机构的帮助，这究竟是强势方压制弱势方，还是弱势方利用强势方？王志华这样认为。

国家现已出台多项针对灵活就业的指导方针，旨在充分维护从业者合法权益。2022年1月19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九个部门联合发布了《促进平台经济健康稳定发展的若干指导原则》，明确指出需健全新型用工人员同平台公司以及劳务合作单位之间的工作关系界定规范。推动平台公司增进与新型就业人员沟通,科学构建关乎劳动者利益的规章和系统准则。推行平台自由职业者工伤防护实验项目,研究用工单位购置商业保障等办法。推行全民加入保障方案,帮助新式就业者参与社会保障。

刘安邦律师指出，2021年之后，各级政府部门相继推出了多项维护灵活就业人员权益的举措，并持续健全相关体系，例如解除参保方面的诸多限制，将租赁住房保障覆盖到这类人群，此类政策的调整，实际上是对灵活用工模式的正面引导，也为因疫情等状况暂时未能获得理想就业岗位的大学毕业生，创造了更为顺畅的缓冲期。

支持灵活就业政策大事记

2020年5月22日

《政府工作报告》针对低收入群体，推行社保费用自主选择暂缓缴纳的举措，所有与工作相关的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一概取消，并且为流动小贩设定了适宜的经营地点。

2020年7月28日

国家行政院办公厅发布的《国家行政院办公厅关于鼓励多种途径促进非标准就业的若干措施》，旨在扩大非标准就业的成长空间。提倡自主创业的进步。创造更多非固定工时的工作岗位。扶持新兴工作模式的兴起。

2021年3月5日

《政府工作报告》鼓励促进新兴工作模式，迅速推进工伤保障试验。持续对非标准雇员提供保险援助，促使解除在务工地投保的居住地条件约束。

2021年7月16日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八个部门发布的《关于保障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的指导方针》，平台公司如果使用劳务派遣、业务外包等合作用工模式，合作公司与平台企业要各自依法承担相应的用人责任。不能设立危害员工安全与健康的考核标准。

2021年8月23日

国家相关指导文件《“十四五”期间促进就业的蓝图》，鼓励多种途径的弹性工作模式及新型工作形式进步。消除各类无理的束缚条件，构建推动弹性工作模式的制度体系。

2021年12月24日

新《工会法》于2022年1月1日生效执行，该法从法律角度界定了新型就业人员建立工会及参与工会的合法权益。

2022年1月12日

国家相关部门发布的《“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蓝图》强化了非标准用工群体的工伤保障措施。完善了非标准就业者参与社会保险的规范，以及劳动者权益维护的机制，同时推动非标准就业者参与住房公积金制度的实验性工作。

2022年1月19日

国家发改委等九部门发布的《关于促进平台经济良好运行与持续进步的若干措施》明确了新职业群体从业者同平台公司、劳务合作单位之间的劳动关联界定规范，科学设计关乎从业者切身利益的制度与运算机制，推行全民参保工程，鼓励新职业群体从业者加入社会保险体系。

2022年3月5日

《政府工作报告》致力于提升对非标准用工的支持力度，健全非标准用工的社会保障体系，并启动新用工模式下的工伤保障试验项目。

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 白金蕾 孙文轩 编辑 徐超 校对 贾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