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技术对组织影响深远：双重情境下中国政府的数字治理变革

技术不仅是组织成长的外部条件，而且在其内部得到了广泛应用。它塑造了行政体系。目前，数字技术的应用对行政体系产生了颠覆性的影响。在我国，由于发展过程中遇到的结构性和治理性挑战，政府正日益重视运用数字技术。我国实行的是具有多层次特性的单一制行政管理制度，这种体制下，各地之间存在一定的空间差异，这些问题如信息不对称等，长期以来一直对政府构成困扰。这样的结构性背景不仅塑造了政策制定与执行的过程，也对之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时，随着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治理面临着日益复杂的局面，新情况、新需求和新问题层出不穷。这要求治理主体必须及时摸清并掌握不断变化的信息，以便能够有效地应对这些挑战。在两个不同的情境中，我国政府对于数字治理的投入与运用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因此，在行政体制改革持续深化的当下，数字技术在多个方面对组织机构产生了深刻而长远的影响。

首先，我们关注数字治理与组织变革这一议题。在传统的科层体制中，运作模式通常是自上而下的，且呈现出较为封闭的层级权力结构。然而，数字技术以其开放性和共享性为特点。这种技术将促使信息流在组织内外边界之间自由流动，进而推动组织的变革进程。数字治理下，信息传递呈现出多角度、跨越地域、去中心化、无时间限制以及主体间互动等特点，这些特性打破了层级分明的传统科层体制，并颠覆了以往自上而下的指令性信息传递模式。新型的信息交换与传播方式成为了推动力，信息的同质化流动缩短了科层制不同层级之间的距离，模糊了组织内部上下级的界限。“互联网+政务服务”模式跳过中间环节，实现了数据的互通共享，从而破解了信息封锁和分布不均的问题，并促进了组织结构的简化。这种简化的组织变革，一方面有助于部门间的协同管理，另一方面，通过一体化政务平台和政务数据的公开共享，消除了数据孤岛现象，同时，数据的互联互动也打破了封闭的组织边界，从而优化了众多部门并立的组织状况，进一步推动了部门间的协作。此外，此举还有利于对组织结构进行优化，通过在不彻底变革整体运行机制的前提下，对管理层级进行适当的精简，从而实现信息的上下级顺畅流通。基层政府部门在收集与处理行政事务相关信息的时，其信息可以直接传递至中央政府，从而降低了中间层级的影响力。

数字治理领域与人力资源领域密切相关。数字治理技术促使社会资源要素得到重新分配与优化，从而提升了组织活动的效率。一旦数字技术被普遍应用于组织内部，它将重新塑造公共组织的人力资源管理。一方面，数字技术能够取代部分人力劳动；另一方面，它也改变了人力资源的构成。在现有研究中，学者们观察到，数字治理与人力资源的融合能够有效提升政府的运作效率。数字技术显著提升了对于大量数据的分散式挖掘与分析能力，有效提升了数据处理效率，简化了工作任务及审批流程，显著减少了人力及管理成本。再者，基于可靠透明数据、精确流畅的程序和科学合理的决策机制，能够消除不必要的功能，减少重复劳动和官僚作风，从而大幅提升工作效率。智能技术如今已能直接协助或取代人力执行部分政务任务，显著减少了时间和人力成本。借助数字治理手段，能够迅速搜集信息并运用智能算法进行分析，对人力资源的运作、分配及长远发展进行预测。这样，便能迅速作出反应、及时作出调整、高效执行任务，以应对外部治理环境带来的组织变革和挑战，为可持续发展提供强劲的推动力。学术界对于这一领域已开展初步研究，不过，进一步的深入探讨仍需进行。在私营领域，以往“机器取代人力”的模式已演变为“人工智能取代人力”。这一趋势在公共领域也将持续发展，并不断涌现出诸多值得学术界关注的新情况和新问题。

第三点是关于数字治理与行政负担的问题。尽管数字治理在推动政府层级体制和组织变革方面扮演着关键角色，但我国现行的压力型体制与数字治理之间仍存在一定的制度冲突。数字治理能够有效减轻民众及企业在办理事务时的行政负担，例如，目前推行的“高效办成一件事”项目就极大地依赖于数字技术的支持。普遍认为，数字技术有助于减轻行政负担。在行政机构内部，数字治理或许会导致基层工作负担加重。目标责任制作为一种推动地方政府提高工作效率和完成任务的治理模式，而数字技术则充当辅助工具的角色。但不幸的是，在设定目标和监督评估过程中，这两种方式的结合可能会催生“指尖上的形式主义”，从而使治理陷入“表面数字化”的误区。基层员工为了达成上级下达的任务和考核指标，不得不在众多数字平台上频繁打卡、录入数据和填写表格，有时甚至过分追求数字治理的业绩和创新，导致过分追求数字化，过分强调互联网工作量，进而使得工作负担不断加重。在这种背景下，可能会出现数字化过度现象，进而引发“内卷化”的行政压力。在数字治理的潮流之下，我们必须保持警觉，注意到地方政府正日益倾向于依赖新兴的数字技术，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来打造电子政务系统。然而，这种做法是否真正能够有效提升公共治理的水平，这一点值得我们深入思考。此外，我们还需对技术至上的运行理念保持警惕。虽然大数据的应用提升了行政效率，但它同时也对传统的行政伦理构成了挑战，使得行政责任变得模糊不清，问责机制也变得复杂困难。

第四个方面是关于数字治理和绩效评估。绩效评估作为公共治理的关键手段，其核心在于对绩效数据的测量与搜集。首先，数字治理的便利性体现在能够随时随地进行数据的搜集、保存、处理与分析。借助互联网、移动设备、物联网等平台，数字技术能够搜集大量数据，并通过算法模型进行深入分析，从而使得绩效管理变得更加精确和高效。再者，数字治理构建了一个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交流平台，从而使得绩效管理工作变得更加公开和清晰。过去，政府在进行绩效评估时，必须提前收集和整理相关数据，并在政府内部进行相关处理。而数字技术的应用，打破了传统的时间和空间限制，使得数据能够实现实时更新，提升了信息的可视性和公开性，使得全社会都能够随时对政府的动态进行监督。此外，借助数字化平台，公众还能够参与到绩效管理中来，直接提出意见和建议进行评价。最终，数字技术的应用让所有数据信息都留下了痕迹，变得清晰可见，便于查询，从而提升了绩效管理的真实性和可信度。然而，数字治理也可能导致绩效考核压力增大，因此，如何维护基层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同样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五是关于数字治理和组织行为方面。数字技术的变革对组织行为产生了全面而深远的影响，正在深刻地重塑组织行为模式。数字治理手段有助于推动广泛而有效的协同治理。通过数字化手段，组织能够实现跨层级、跨地域、跨系统、跨部门和跨业务的协同合作。数据的赋能作用正在改变过去组织间条块分割和相互孤立的不利状况。数字平台实现了沟通的扁平化，同时政务数据的公开共享得到了推广，这促进了不同主体之间的互动交流，进而推动了共建共治共享的格局形成。在此背景下，“数据引导行为”已成为组织行为的关键特点。政府利用数字技术建立了“以数据为依据、以数据为管理、以数据为决策”的机制，推动了“互联网+政务服务”模式的创新，使得政务服务变得更加综合、规范、精确、便捷和协同。大数据推动了监管手段的革新，它实现了数据的自动生成、即时采集、广泛共享以及深度学习等功能，从而让监管活动变得更加全面、实时、智能和精准，尤其在环境监测、廉政建设等众多领域都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加速发展，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层出不穷，数字技术的应用为国家治理效能的提升和治理模式的创新提供了坚实的保障。在当前中国面临的结构性问题和治理性挑战下，对数字治理的组织议题进行深入研究显得尤为重要。开展关于数字治理的组织变革研究不仅与时代发展趋势相契合，而且有助于提炼出中国治理模式的核心特点，对知识的积累也大有裨益。

作者担任华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教授；同时，也是该学院硕士研究生导师。